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现代法治诫命，对于立法者而言，包含消极的边界控制和积极的内容形成两个层次。

由于我国至今未在行政监管、行政给付等领域制定统一的法律，行政机关把相对人信用状况作为行政监管、行政给付决定的考量因素，失信将导致加强监管、限制给付等后果。可见，实定法并未一般性地规定单位违法，连带个人。

参照行政处罚的理论分类，可将惩戒措施初步分为荣誉惩戒、声誉惩戒、财产惩戒、行为惩戒和资格惩戒。[xxxv]参见胡建淼主编：《论公法原则》，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454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前三种规范均能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中国人民银行参与签署的备忘录规定从严审核失信主体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正是基于上述规定的授权，将无失信记录作为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券的其他条件。第三，既有研究强调失信行为和惩戒措施应成比例，但未讨论如何区别对待不同责任的受惩戒主体。

[xl]据此，我国刑法学通说认为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罚，即无须实施数罪并罚,而应按照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罪中最重的犯罪论处。[xl]参见朱新力:《论一事不再罚原则》，《法学》2001年第11期。[21]类似的还有典型案例七：《××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办法》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执法主体由公安部门变为城管部门。

[13]参见刘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新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期，第159页。苗连营：论地方立法工作中‘不抵触标准的认定，《法学家》1996年第5期，第41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2018）第148条已展现出了这种分类的思想。[25]必须强调，下位法只能在上位法授权的范围内变更由上位法规则确定的法律后果，若未获得授权而作变更规定，则仍然属于抵触。

不能有效区分这两种进路，将可能导致价值问题被掩盖于逻辑问题之下。[34]同时，第73条第1款将自主性立法与执行性立法并列，说明立法者并不希望地方立法机关在遇到地方性事务时与中央立法亦步亦趋，而应更多展现地方特色。

此处所称的逻辑抵触不包含违背上位法目的的情形。典型案例四：下位规则扩大了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一）法律规则中的不同成分 在整体层面比较规则间的差异过于笼统，也难以发掘有建设意义的视角。此案真正的问题在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登记办法》的制定机关超越了《物权法》第10条所规定的立法权限，规定了只能由法律或行政法规才能规定的内容，应属于对次级规则的违反。

但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价格是否意味着种子价格就要直接实现彻底市场化？是否有必要在一定区域和一定历史阶段继续保留政府指导价？能否对种子法主张市场交易的精神作绝对化理解？ 种子案所体现的这种认定上的可能困境在以目的或精神作为审查标准的案件中普遍存在。非逻辑抵触涉及价值的衡量，历来存在判断上的困境。调整地方性事务的规则在非逻辑抵触的判断标准上应更加宽松，即便对上位法的目的构成阻碍，也不应直接判定其抵触上位法。（一）非逻辑抵触判断的困境 非逻辑抵触的重点在于研究下位规则是否违背上位法的目的或精神。

若自主性立法规则仅对某上位法目的有阻碍，但并未与具体上位规则发生逻辑矛盾，此时应以地方性事务为重，不认为其构成对上位法的抵触。另外，若从第73条的结构看，第1款已经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自主规定属于地方性事务的事项，没有必要再规定对地方性事务可以先行立法。

这其中存在较大的选择空间：一方面，通过对《种子法》解释，可以认为该法鼓励种子价格经由市场机制形成。地方性事务 一、抵触概念存在的问题及本文的讨论对象 下位法不能抵触上位法是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确定的一项重要制度。

为使对抵触问题的判断清晰化，法的违反情形应从中排除出去。[17]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1页。[19]相似的还有典型案例八。如上例中，A应当向左走和A应当向右走之间的矛盾并非在于向左和向右，而在于应当。但是，对目的、立法精神等的抵触，无法直接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判断，因为它们本身并未提供一个固定的规范大前提。下位法将其缩减为3类后，就意味着对于其他7类行为，规范词由禁止变为了允许，构成抵触。

而法律规则毕竟是一种规范命题，不像经验命题那样会因对事实的判断不同而产生冲突。规范词不一致是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抵触现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2019年12月公布的14起备案审查典型案例中（以下简称典型案例），[18]大约三分之一可归入这一类型。

第一类为逻辑冲突，即道义助动词（即本文所称规范词）之间的冲突。[22] （三）法律后果的不一致 法律后果部分不一致所导致的抵触同样需归因于规范词的不一致，但这里的规范词与本文前述规范词并不等同。

若为地方性事务，则如自主性立法，不认定为抵触。这说明，针对先行立法的事项，国家未来应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

第二性规则引入新的第一性规则，废除或修改旧规则，或者以各种方式决定它们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运作。[32]参见石佑启、朱最新主编：《地方立法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主要审查是否存在法的违反情形，即下位法规则是否具有超越立法权限、违背立法程序等问题。曾有学者就规范冲突问题进行过归纳，将冲突分为三类。

本案中，下位规则所增加的办理公证的要求在上位法中没有提及，且上位法关于办理条件的列举在逻辑上并不排除可以有新的条件，故无法认定存在逻辑抵触。而在抵触情形中，需判断的则是调整相同事项的下位规则是否对上位的规范要求做了不当改变。

袁勇：法的违反情形与抵触情形之界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3期，第137页。上述规定实际上禁止执行性立法对被执行对象作扩张或相异的规定，反映出对执行性立法更加严格的限制，与前文归纳的执行性立法的抵触判断标准具有内在一致性。

从本质上说，某主体违反法律的必要前提是，法律对该主体具有直接的调整效力。当然，中央立法之间或地方立法之间也会发生抵触，它们并不受央地关系框架的限制。

（二）构成要件不一致 典型案例十一表明，有时规则抵触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构成要件的不一致，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仍然是规范词的不一致。如皮特应该在今天下午3点做A事情和皮特今天下午3点禁止做A事情中，应该和禁止构成逻辑冲突。（二）规则不一致的类型 在阐明规则的不同成分之后，还需要探讨的另一个基础问题是何谓不一致。判决书中所记载的当事人意见主要是认为地方性法规违背了《种子法》的立法精神。

虽然这些规范词与其他概念要素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但仍具有自身独特的意义，将其移出视野将导致规范内容的缺失。[11]参见注[9]，第71—86页。

[26]该案中，法院的判决认为《工伤保险条例》没有规定单赔模式就意味着该条例不支持单赔模式，故应采双赔模式。[28]韩俊杰：河南李慧娟事件再起波澜，载中国青年报网站http：//zqb.cyol.com/content/2004-02/06/content_813990.htm，2020年8月4日访问。

所以，普通公民会违反直接调整他们的法律初级规则，而立法机关只能违反调整立法机关本身的各项次级规则。谢立斌：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相抵触情形的认定，《中州学刊》2012年第3期，第95页。